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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观察者而言，2025年以来的这一年多时间注定将被频繁回望与反思。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动荡变革特征愈发鲜明。过去一年多来笔者出访十余次，前往美国、欧洲、俄罗斯、巴西、越南以及中亚、高加索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多场二轨对话与国际论坛。一个愈发清晰的感受是：国际战略界的讨论重心，正从具体冲突、区域架构或双边博弈，转向对国际秩序“新”“旧”转换及其“破”“立”逻辑的整体性反思。

　　总体来看，当今世界变织，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强权霸凌行径不断撕裂秩序共识；另一方面，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秩序的演进和变革提供现实基础。在此背景下，世界对中国角色的关注，已不再停留于抽象评判，而是转化为对稳定性、确定性与制度供给能力的现实期待。

　　与2024年相比，这一年多来国际智库交流的一个显著变化，在于讨论议题明显“上移”。人们不再满足于围绕某一地区冲突或某组双边关系展开技术性讨论，而是直指全球秩序、国际体系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问题。去年年初，笔者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关系二轨对话。彼时，美国现任政府刚刚上台不久，与会专家不但关注美国新政府如何评估盟友与伙伴的价值，第三方国家能否平衡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将走向何方等议题，还专题探讨了全球和多边框架下的中美关系。随着美国政府关于控制巴拿马运河、购买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等的言论和实践持续发酵，国际战略界进一步陷入缺乏体系与秩序共识的“分裂”状态。

　　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今年年初的国防战略报告，展现出局部有限收缩、定向激进扩张的战略导向，围绕“半球霸权”巩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引发有关世界进入利益替代原则、实力替代规范、单边替代多边的忧虑。不久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实质性终结。《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提出，“战后国际秩序正进入被持续削弱甚至主动拆解的阶段，世界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与风险”。在不少西方人士（尤其是欧洲战略界人士）看来，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框架正在松动，一种难以掩饰的“失序焦虑”贯穿于柏林、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等地的讨论之中。

　　如果说西方世界在秩序动荡中弥漫着焦虑，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则展现出更为鲜明的主动性与自信心。2025年7月，笔者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前夕举行的“里约—北京对话会”。会议围绕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人工智能治理以及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其间明眼可见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加强协调合作，不仅是维护发展权益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尊重主权方向演进的重要力量。在随后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及新开发银行年会上，与会代表呼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通过扩大本币结算比例、强化跨境金融合作、创新绿色融资工具等方式，增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韧性。不少与会者直言，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在储备货币结构、信贷分配机制与风险评估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新兴市场国家必须通过推动制度创新来提升话语权。

　　另外，在越南外交学院与美国史汀生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俄“三方对话”上，越南学者明确表示，“中等国家”不愿也不会陷入大国竞争的选边站队逻辑，更不希望发展议程遭受安全议题严重挤压。各国的战略自主与多元平衡并非摇摆不定，而是要在大国之间保持合作空间、避免过度依附，进而能够在秩序变革中发挥“桥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强调集体发声，也更加重视自身特色的合作经验与制度创新路径。在阿塞拜疆召开的第十三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智库论坛上，来自16个亚欧国家的学者强调亚洲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独特价值，探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应对数字时代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倡导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路径。如何在全球化重构下提升供应链韧性、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发展转型、深化亚欧互联互通合作等成为共同关切。日益增长的“南方强音”，正在从理念倡议转化为制度设计与政策行动，成为国际秩序“立”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秩序动荡与制度赤字并存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明显升温。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单边军事行动，不仅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形成破坏性冲击，导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话术破产，更引发有关世界进入“新”“旧”秩序转换期的大讨论，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于“非西方式”秩序变革的期待。面对国际秩序“激进重构”和“渐进改良”的路线之争，中国的秩序改革愿景、方案倡议和推进路径深受各方期待。

　　具体来看，美国政府频繁“毁约退群”“撤资断供”削弱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全球治理的“失败主义”情绪持续蔓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结构性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反响。在多个国际论坛与二轨对话中，有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的政策落脚点与推进路径，成为各方关注和追问的重点。围绕“大金砖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以及中国—中亚合作的制度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进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更广泛层面的成功实践，被不少国家视为探索“非西方式”秩序变革路径的重要范本。

　　与欧洲学界的交流也呈现出一些微妙变化，其对中国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竞争与防范，而是开始更多聚焦“如何共处”。去年12月，笔者受邀参加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主办的“第二届欧洲科学外交大会”。该会议是欧盟“欧洲科学外交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会议原本旨在强化欧洲的科技主导地位，但在讨论中，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潜力、如何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以及新兴领域标准对接等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不少欧洲学者都坦言，若仅以安全逻辑界定对华科技关系，就难以回应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在理念互鉴与规则协商层面保持沟通依然不可或缺。

　　回顾一年多来的国际交流，可以清晰看到三条相互交织的主线：一是个别国家奉行唯我独尊、强权至上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不断冲击国际社会既有共识和制度框架，侵蚀多边合作根基，构成国际秩序“破”的现实背景；二是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秩序的“立”提供结构性支撑；三是中国不仅是战后国际秩序总体框架的重要维护者，也是未来秩序变革演进的建设性塑造者。

　　同时也须看到，国际战略学术界距离完整、准确理解中国的秩序愿景、改良路径与优先方向仍然存在一定的认知差距，对于中国角色与意图的误解、误判乃至刻意曲解依旧存在。这对我们各层面的国际交流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聚焦自身政策和立场的正确清晰解读，也要倾听各方关切担忧，通过坦诚持续的沟通积累信任。

　　总体而言，国际秩序演进从来不是线性替代或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力量结构重组、价值理念碰撞与制度安排调适等长期交织的结果。“破”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全面坍塌和推倒重来，它更多体现为既有机制在功能失灵、权威削弱背景下的结构性松动；“立”也绝非另起炉灶、凭空建构，而是在既有框架基础上的渐进修正、规则优化与制度再平衡。在这一历史关口，坚持“先立后破”尤显关键。所谓“先立”，就是优先巩固多边合作的制度基础，完善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规则体系的包容性与代表性；所谓“后破”，则是在新共识、新机制逐步成形之后，对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作出必要调整，而非简单否定、仓促替代。通过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方案的包容性、合作的普惠性和发展的可预期性，中国将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演进注入更多确定性与建设性。（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